说疑第四十四

  凡治之大者,非谓其赏罚之当也。赏无功之人,罚不辜之民,非谓明也。赏有功,罚有罪,而不失其人,方在于人者也,非能生功止过者也。是故禁奸之法,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。今世皆曰:“尊主安国者,必以仁义智能”,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。故有道之主,远仁义,去智能,服之以法。是以誉广而名威,民治而国安,知用民之法也。凡术也者,主之所以执也;法也者,官之所以师也。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,以至于境内日见法,又非其难者也。

  昔者有扈氏有失度,讙兜氏有孤男,三苗有成驹,桀有侯侈,纣有崇侯虎,晋有优施,此六人者,亡国之臣也。言是如非,言非如是,内险以贼,其外小谨,以征其善;称道往古,使良事沮;善禅其主,以集精微,乱之以其所好: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。往世之主,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,

  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。得人之名一也,而利害相千万也,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。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,则别贤不肖如黑白矣。

  若夫许由、续牙、晋伯阳、秦颠颉、卫侨如、狐不稽、重明、董不识、卞随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,此十二者,皆上见利不喜,下临难不恐,或与之天下而不取,有萃辱之名,则不乐食谷之利。夫见利不喜,上虽厚赏,无以劝之;临难不恐,上虽严刑,无以威之:此之谓不令之民也。此十二人者,或伏死于窟穴,或槁死于草木,或饥饿于山谷,或沉溺于水泉。有如此,先古圣王皆不能臣,当今之世,将安用之?

  若夫关龙逄、王子比干、随季梁、陈泄冶、楚申胥、吴子胥,此六人者,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。言听事行,则如师徒之势;一言而不听,一事则不行,则陵其主以语,待之以其身,虽死家破,要领不属,手足异处,不难为也。如此臣者,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,当今之时,将安用之?

  若夫齐田恒、宋子罕、鲁季孙意如、晋侨如、卫子南劲、郑太宰欣、楚白公、周单荼、燕子之,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,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,隐正道而行私曲,上逼君,下乱治,援外以挠内,亲下以谋上,不难为也。如此臣者,唯圣王智主能禁之,若夫昏乱之君,能见之乎?

  若夫后稷、皋陶、伊尹、周公旦、太公望、管仲、隰朋、百里奚、蹇叔、舅犯、赵襄、范蠡、大夫种、逢同、华登,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,皆夙兴夜寐,单身贱体,竦心白意;明刑辟、治官职以事其君,进善言、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,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;不难破家以便国,杀身以安主,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,而以其身为壑谷洧之卑;主有明名广誉于国,而身不难受壑谷洧之卑。如此臣者,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,况于显明之主乎?此谓霸王之佐也。

  若夫周滑之、郑王孙申、陈公孙宁、仪行父、荆芋尹申亥、随少师、越种干、吴王孙、晋阳成泄、齐竖刁、易牙,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,皆思小利而忘法义,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,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;皆辅其君,共其欲,苟得一说于主,虽破国杀众,不难为也。有臣如此,虽当圣王尚恐夺之,而况昏乱之君,其能无失乎?有臣如此者,皆身死国亡,为天下笑。故周威公身杀,国分为二;郑子阳身杀,国分为三;陈灵身死于夏征舒氏;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;随亡于荆;吴并于越;知伯灭于晋阳之下;桓公身死七日不收。故曰:謟谀之臣,唯圣王知之,而乱主近之,故至身死国亡。

  圣王明君则不然,内举不避亲,外举不避仇。是在焉,从而举之;非在焉,从而罚之。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,故一举而能服诸侯。其在记曰:尧有丹朱,而舜有商均,启有五观,商有太甲,武王有管、蔡。五王之所诛者,皆父兄子弟之亲也,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?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。观其所举,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,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,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。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,以其能,为可以明法,便国利民,从而举之,身安名尊。

  乱主则不然,不知其臣之意行,而任之以国,故小之名卑地削,大之国亡身死。不明于用臣也。无数以度其臣者,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。众人所誉,从而悦之;众之所非,从而憎之。故为人臣者破家残賥,内构党与、外接巷族以为誉,从阴约结以相固也,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。曰:“与我者将利之,不与我者将害之。”众贪其利,劫其威:“彼诚喜,则能利己;忌怒,则能害己。”众归而民留之,以誉盈于国,发闻于主。主不能理其情,因以为贤。彼又使谲诈之士,外假为诸侯之宠使,假之以舆马,信之以瑞节,镇之以辞令,资之以币帛,使诸侯淫说其主,微挟私而公议。所为使者,异国之主也;所为谈者,左右之人也。主说其言而辩其辞,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。内外之于左右,其讽一而语同。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,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。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,又有奸邪之意,则奸臣愈反而说之,曰:“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,非长幼弱也,及以次序也;以其构党与,聚巷族,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。”彼曰:“何知其然也?”因曰:“舜逼尧,禹逼舜,汤放桀,武王伐纣。此四王者,人臣弑其君者也,而天下誉之。察四王之情,贪得人之意也;度其行,暴乱之兵也。然四王自广措也,而天下称大焉;自显名也,而天下称明焉。则威足以临天下,利足以盖世,天下从之。”又曰:“以今时之所闻,田成子取齐,司城子罕取宋,太宰欣取郑,单氏取周,易牙之取卫,韩、魏、赵三子分晋,此六人者,臣之弑其君者也。”奸臣闻此,然举耳以为是也。故内构党与,外摅巷族,观时发事,一举而取国家。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,外以诸侯之讙骄易其国,隐敦适,持私曲,上禁君,下挠治者,不可胜数也。是何也?则不明于择臣也。记曰:“周宣王以来,亡国数十,其臣弑其君取国者众矣。”然则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。能一尽其民力,破国杀身者,尚皆贤主也。若夫转身法易位,全众傅国,最其病也。

  为人主者,诚明于臣之所言,则虽弋驰骋,撞钟舞女,国犹且存也;不明臣之所言,虽节俭勤劳,布衣恶食,国犹自亡也。赵之先君敬侯,不修德行,而好纵欲,适身体之所安,耳目之所乐,冬日弋,夏浮淫,为长夜,数日不废御觞,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,进退不肃、应对不恭者斩于前。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。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,然敬侯享国数十年,兵不顿于敌国,地不亏于四邻,内无君臣百官之乱,外无诸侯邻国之患,明于所以任臣也。燕君子哙,邵公之后也,地方数千里,持戟数十万,不安子女之乐,不听钟石之声,内不堙污池台榭,外不弋田猎,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。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,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,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。然而子哙身死国亡,夺于子之,而天下笑之。此其何故也?不明乎所以任臣也。

  故曰:人臣有五奸,而主不知也。为人主者,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,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,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,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,有务奉下直曲、怪言、伟服、瑰称以眩民耳目者。此五者,明君之所疑也,而圣主之所禁也。去此五者,则譟诈之人不敢北面谈立;文言多、实行寡而不当法者,不敢诬情以谈说。是以群臣居则修身,动则任力,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,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。彼圣主明君,不适疑物以窥其臣也。见疑物而无反者,天下鲜矣。故曰:孽有拟适之子,配有拟妻之妾,廷有拟相之臣,臣有拟主之宠,此四者,国之所危也。故曰:内宠并后,外宠贰政,枝子配适,大臣拟主,乱之道也。故《周记》曰:“无尊妾而卑妻,无孽适子而尊小枝,无尊嬖臣而匹上卿,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。”四拟者破,则上无意、下无怪也;四拟不破,则陨身灭国矣。


译文:
  治国的大事,不仅仅指的赏罚得当。赏无功的人,罚无罪的人,不能称作明察。赏有功的人,罚有罪的人,且全无遗漏,作用仅仅局限在个别人身上,并不能起鼓励立功和禁止犯罪的作用。因此,禁止奸邪的办法,首要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,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,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。现在世上的人都说“给君主带来尊崇,国家带来安定的,必然要靠仁义智能”,却不知道导致君主卑下、国家危乱的,必定因为仁义智能。所以掌握法术的君主,据弃仁义,废除智能,用法来使人服从。因此声誉远播而名震四海,百姓太平而国家安定,在于君主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。一般而论,术是君主应该掌握的,法是官吏应该遵循的。既然这样,那么派遣侍从官员每天把法治的道理传达到宫门之外,直到境内的民众每天都看到法令,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

  过去有扈氏有个臣子叫失度, 兜氏有个臣子叫孤男,三苗有个臣子叫成驹,夏桀有个臣子侯侈,商封有个臣子叫崇侯虎,晋国有个臣子叫优施,这六个人都是导致国家灭亡的臣子。他们把是说成非,把非说成是,内心阴险毒辣,外表小心谨慎,用以表明自己善良;称颂远古,使好事变坏;善于控制君主,收集君主隐微的意向,以投合君主的爱好来扰乱君主:这些都是郎中官和左右侍从一类的人。以往的君主,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安国存,有的得到大臣后身危国亡。得到大臣这一点是相同的,但利弊相差极大,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近臣不能不加倍小心。做君主的确实能明察臣子说的话,那么区别贤与不贤的人就像区别黑白那样清楚了。

    至于许由、续牙、晋伯阳、秦颠颉、卫侨如、狐不稽、重明、董不识、卞随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,这十二个人,都是见利不动心,临危不惧的。有的给他天下都不接受,一旦遇到劳苦和屈辱,就不愿要官府的俸禄。见利不动心的人,即使君主厚赏,也不能勉励他;临危不惧的人,即使君主重罚,也不能镇服他:这叫做不服从命令的人。这十二个人,有的隐居而死在山洞里,有的枯槁而死在荒野上,有的在深山里饿死,有的投水自尽。有了这样的人,古代的圣王都不能让他们做臣,当今之世,又用他们派何用场?

    至于夏桀时的关龙逢,商纣时的五子比干、随国的季梁、陈国的泄治、楚国的申胥、吴国的伍子胥,这六个人,都凭激烈争辩或强行劝谏来压服君主。如果君主采用他们的主张处理政事,就会出现如同师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;君主对他们如果有一句话语不听从,一件事情不照力、,他们就用强硬的措施来侮辱君主;豁出命来等待处理,即使家破人亡,腰斩两段,手脚异处,做来也不畏惧。像这样的臣子,古代的圣王都不能容忍,当今之世,又怎么用他们呢?

    至于齐国的田常、宋国的子罕、鲁国的季孙如意、晋国的孙侨如、卫国的子南劲、郑国的太宰欣,楚国的白公胜、周国的单荼、燕国的子之,这九个人作为臣子,他们的行事,都是结党营私来侍奉君主,不走正道而大搞谋私的勾当,对上威逼君主,对下破坏国家安定,勾结外国势力来扰乱国内政事,拉拢下属来对付君主,做来毫无顾忌,像这样的臣子,只有圣王明主才能予以控制,至于昏君乱主,能看得出来吗?

    至于后稷、皋陶、伊尹、周公旦、太公望、管仲、隰朋、百里奚、蹇叔、舅犯、赵衰、范蠢、文种、逢同、华登,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,他们的行事,都是早起晚睡,自谦自卑,恭敬地表白自己的心意;严明地执行刑法、优异地干好职事来侍奉自己的君主,进献好的建议、通晓统治法术而不敢自我夸耀,立了功成了事也不敢自表劳苦;为了国家利益,不惜家庭残破,为了君主安全,不惜献出生命;把君主看成上天和泰山一样尊贵,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;君主在全国有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声誉,而自己安于接受谷底和河床一样低下的地位。像这样的臣子,即使遇到昏君乱主仍可建立功业,何况遇到贤明君主呢?这就叫做霸王的助手啊。

    至于西周的滑之、郑国的公孙申、陈国的公孙宁、仪行父、楚国的芋尹申亥、随国的少师、越国的种干、吴国的王孙额、晋国的阳成泄、齐国的竖刁、易牙等,这十二个人作为臣子,都是见小利而忘法纪,进则埋没贤良去蒙蔽君主,退则扰乱百官而兴祸作乱;都辅佐他们的君主,迎合君主的欲望,假如能取得君主的一点欢心,即使败坏国家、残杀民众,也不难办到。像这样的臣子,即使是圣明君王也伯被夺权,何况昏君乱主,能不失去权柄吗?有这些臣子的君主,都身死国亡,被天下人耻笑。所以周威王被杀,国家分成两半;郑君子阳被杀,国家一分为三。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,楚灵玉死在乾溪之上,随国被楚国所灭,吴国被越国吞并,智伯被消灭在晋阳城下,桓公死后六十七天不得收殓。所以说:阿谀奉承的臣子,只有圣明君主才能识别,而昏君乱主却去亲近他们,因而落到身死国亡的地步。

    圣王明君就不是这样,选拔臣子时,对内不回避自己的亲属,对外不排除自己的仇敌。正确的,就据以任用;错误的,就据以处罚。因此,贤良的人就得到进用,而奸邪之臣都被斥退,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。在历史典籍的记载中,尧时有儿子丹朱,舜时有儿子商均,夏启时有儿子太康等五人,商场时有孙子太甲,武玉时有弟弟管叔、蔡叔。这五个帝王惩罚的,都是自己的父兄子弟一类的亲属,为什么要使他们家破人亡受到惩罚呢?因为他们祸国殃民,败坏法治。请看圣王选拔的人,有的隐居在山林洞穴之中,有的囚禁在监狱桎梏之中,有的从事宰割烹调、割草放牧、喂牛等活计。然而明君不嫌弃他们地位卑贱,因为他们的才能,可以彰明法度,有利于国计民生,据此选拔他们,君主地位得以巩固,声望得以提高。

    昏君乱主却不是这样,他们不了解臣子的思想行为,却把国家大权委任给他们,所以轻者君主名望下降、国土丧失,重者国家灭亡、君主身死,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任用臣子。不能用法术来衡量臣子,必然根据众人的议论来判断他们的好坏。众人称赞,就跟着喜爱;众人诽谤,就跟着憎恶。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费财,在朝廷内结成同党、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来制造声誉,用暗中订立盟约来加强勾结,用口头上封官许愿来给予鼓励。说什么“顺从我的就能得到好处,不顺从我的只能得到祸害”。众人贪图奸臣给的利益,又迫于他的威势,从而认为:“他真能对我高兴,就会让我得到好处;对我猜忌恼怒,就会伤害我。”众人都归附他,民众也靠拢他,把一片赞美声传遍全国,上达到君主那里。君主又不能弄清楚实情,因此认为他是贤人。奸臣又会派出诡诈的人,在外充当别国宠信的使者,把马车借给他,给他瑞节使人相信,教他外交辞令使他庄重,用贵重的礼物资助他,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,暗中夹带为奸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。为谁做使者呢,是为别国的君主;为谁讲话呢,是为君主左右的奸臣。君主喜欢使者的话,认为他讲得头头是道,从而认为他称赞的奸臣是天下的贤士。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奸臣,都异口同声地暗示君主: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身让位而居其下,轻者赏赐高爵厚禄使奸臣得利。奸臣位高禄厚,党羽越聚越多,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,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,劝他说:“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,并不是父子兄弟依次传授王位;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,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,威逼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。”奸臣问:“怎么知道是这样的?”党羽就说:“舜逼迫尧,禹逼迫舜,汤放逐桀,武王讨伐纣。这四个王,都是作为臣子而杀了自己的君主,天下却都称赞他们。考察四个王的思想,是出于贪得天下的野心;衡量他们的行为,是使用了暴乱的武力。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管扩充势力,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;自管显耀名声,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高明。这样,威势足以凌驾天下,利益足以压倒一世,天下人都顺从他们。”又说;“根据现在知道的,田成子夺取齐国,司城子罕夺取宋国,太宰欣夺取郑国,单荼夺取周国,易牙夺取齐国,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,这八个人,都是臣子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。”奸臣听到这些话,急忙竖起耳朵点头称是。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,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,窥测时机,发动政变,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。再说,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,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,背离正道,心怀阴谋,对上钳制君主,对下扰乱法治,这样的奸臣,是数不清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子。史书记载说:“周宣王以来,亡国的就有几十个,其中臣子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。”那么祸乱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。能集中民力抵抗祸乱,即使国破身死,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。至于改变法令,君臣易位,把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拱手交给别人,这才是最大的错误。

    做君主的,假如真能洞察臣子的言论,那么即使打猎骑马,沉溺女乐,国家还是可保全的;不能洞察臣子的言论,即使节俭勤劳,布衣粗食,国家仍是要灭亡的。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,不修德行,而喜欢尽情享乐,满足于身体安适,耳目快乐,冬天射箭打猎,夏天泛舟游玩,不分昼夜地饮酒,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,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巴往里灌,进退不严肃,回答不恭敬的,就在席前杀死。请看,起居饮食像这样没有节制,处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,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,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,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,内部没有群臣百官闹事,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,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。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,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,几十万士兵。他,不沉洒于女色,不听妙音佳乐,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,在宫外不射箭打猎,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。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,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,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,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,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,君位被子之篡夺,自身被天下人耻笑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。

     所以说:臣子中有五种奸邪行为,而君主却不曾识别。做臣子的,有滥用财物行贿来骗取声誉的,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,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,有凭借免除赋役、赦免罪犯来提高声威的,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、奇装异服、漂亮称号来惑乱人们视听的。这五种人,是明君所疑虑、圣君所禁止的;去掉这五种人,那么诡辩和奸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乱说乱动了。而好话说得多、实事做得少,行为不合法令的人,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。因此,群臣闲居时就会加强自身修养,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,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,乱说乱动,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子的办法。那些圣明的君主,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子。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,弄清真相的,是天下少见的。所以说:庶子中有和嫡子行事一样的人,配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,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,臣子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宠臣,这四种情况,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根源。所以说:内廷的宠妃与王后并列,外朝宠臣和君主争权,庶子和嫡子匹敌,大臣和君主相似,都是通向祸乱的必由之路。所以《周记》上说:“不要抬高妄的身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,不要降低嫡子的地位而抬高庶出者的身份,不要推重宠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,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。”上述四种混淆上下关系的做法一旦被摧毁,君主就没有顾忌,臣下就没有邪行;这四种做法要是不被摧毁,便会以君主身死、国家灭亡而告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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